瘦白公爵在远东：从新加坡、曼谷到香港（下）

1983年12月7日，大卫·鲍伊抵达香港。
当晚，香港红磡体育馆涌进一大批前来朝圣的着魔男女。某杂志主编甚至带了望远镜来数他的皱纹。坐在台下的亦舒说，“所有心理不正常的人都来了。”
香港实在有太多人爱他。他们说，“大卫宝儿，因为他，我成为了一名寻求更明确未来的反抗者。”
这让人想到鲍伊和柏林的关系。
一方面，城市塑造着他。他把他那些受创的情感与铁幕里的不确定性连结起来，描述处于边缘的生命与场所。他改变了一座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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